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被摊派与教学无关事务、被迫承担除教学任务以外的诸如参与行政管理、组织建设各项评比等多重任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教师在参与此类事项和完成任务指标的过程中会对自身的教育活动有所助益，然而也不免存在单方面为教师增设负担和义务的情形。

事实上，哈贝马斯与福柯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对话。此处有必要在不同语境之中澄清和限定一下规范性或者规范一词的含义。

而自然法学者或者法律现实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与福柯相比，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理性显得非常坚硬且普遍。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权力关系被视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当然，哈贝马斯的这种设想难免会被诘难过于理想化，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

它祛除了法律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最大的危害是让法律作为保障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石作用没法发挥。在他建构自己的规范性理论的过程中，引入了一种接近康德理论的普遍性观念，也就是交往理性的概念。但因规制当前教师违规处理乱象的急迫性，考虑到行政法规立法周期相对较长，可先由教育部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将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处理予以专门化立法，以部门规章作为过渡，之后再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规定。

委员会委员由学校各主要内设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构成。从程度上看，违法是最严重的违规。三是通过两条腿走路充分保障教师的权益。二是处理依据名目繁多，各地各学校异化严重，出现诸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8]专门立法在完善教师违规行为处理实体规范和处理程序的同时，也要规定教师的事后救济途径，给予教师权益充分的救济。同样地，中小学教师从事兼职兼薪行为应当被予以否定性评价，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则明确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例如，公办中小学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或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尽管属于校园外行为，但仍然属于利用教师身份所实施的职业行为，且属于职业违规行为。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进行专门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同时兼具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目的，而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注释： （1）此处所指道德失范行为是指虽未被法律法规规定为违法，但是为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6]因此，在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的专门立法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对教师处理程序的规定，这是保障教师权益的第一道防线，不仅要详细规定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范围及各机构的处理权限，也要在处理程序与监督保障两大部分规范教师处理活动的程序和教师权利救济的途径。

另一方面，需要对职业一词在其中起的限定作用进行强调，如前所述，职业违规应当是指违反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的行为，而非教师违反所有规范的行为。从定位上看，制定统一的专门部门规章来规范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应当全面涵盖所有处理措施的适用情形。《教师法》是规范教师行为的基本法律，教育部在制定部门规章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进行专门规范时，不得与《教师法》相抵触，而是要彼此衔接，进一步落实《教师法》中的法定义务。考虑到专门立法是为统一各级各类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的定位，采取此种方式会造成一定的重复立法，浪费立法资源。

学校人事部门负责人兼任委员会常设办公室主任，日常事务由人事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协调和指导，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需要由学校党委书记或校长召开全体会议协商讨论，并作出最终决定。以上建议首先是为充分保障被处理教师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各处理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避免同案不同处理或者不同案件相同处理的情况，以此规范处理机关的处理行为。

如果选择民事救济的方式，则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人事仲裁、民事诉讼。对于处理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专门立法而言，可能的立法主体有两个：一是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二是教育部单独或联合其他部委制定部门规章。

从既有部门规范性文件来看，如《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分别简称《幼儿园处理办法》《中小学处理办法》)均将教师违背师德的行为纳入教师处理的惩罚框架。二是教师利用教师身份进行的行为亦在教师职业管理规范约束或保障范围内，而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活动。[4]由于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范围不宜过于宽泛或狭窄，故采取二分法对其进行定义更为合理。这种二分法的规定方式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做了较为全面的囊括，是基于教师身份特点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衔接性所作出的适用范围界定。三是共性规定+兜底条款模式，规定所有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共性内容，并设置其他违规行为的兜底条款，对某类教师特殊的职业违规行为进行补充。教师权利保障措施有：第一，设立专门的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

（8）校内申诉结果包含校内处理机关不予受理教师申诉或不予答复教师等不作为的情形。四、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 在教师职业行为的日常监管和违规处理中，学校应当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该项事务。

而针对校外申诉，笔者认为应当与行政复议合并，两者虽然名字不同，但是功能一致，故避免以词害意，究其根本，又防止与校内申诉混淆，将校外申诉直接用行政复议代替。近年来，随着网络不断深入人们生活，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频繁爆出教师因为诸如道德失范等行为而被学校开除的新闻，引发舆情事件。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实践中的教师违规行为处理多受舆论的挟持。法律规范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既包括狭义的法律，也包括法规规章，还包括在学校范围内具有效力的校规校纪等规范。

首先，教师职业行为并非教师本人所实施的所有行为道，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古代，一侧是孔子孟子对人性善的褒赞，衍化为人生道德。所以我们不把它算作出于人的本性。这种二元对立，总起来看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道德源自性善。

但法律的用力不是任意的，而是要根据道德和权利的运行规律，作出有利于保护道德和权利的规定。它们的正常运行，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正常运转。

这二者都是道的具体化。固然，西方法系以权利为本位堪为典范，让权利的地位达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

[13] 庞德说：上世纪法学著作的三大主题是：法律的性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史的解释。在中华法系中，以道德为宗，权利绌则官威生。

这些信仰和假设——诸如法律结构上的完整性、法律的不断发展、它的宗教根基和它的超越性等——不仅正在从法哲学家、立法者、法官、律师、法律教师和法律职业的其他成员的头脑中消失，而且正在从作为整个人民的绝大多数公民的意识中消失。甚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条法规，地方官们自吹自擂，到处树碑立传，不仅会败坏道德风气，而且会让为有政迹者立碑这一德政荡然不存。而掌管法律的部门，更容易成为侵夺人们权利的屠宰场，司法腐败总能让人们把打官司视为畏途。就有奥斯丁和哈特否定道德必须植根于法律。

关于法律是基于理性和道德还是仅仅是政治统治者的意志这个问题，法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并可以推定，他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从以上这一法规来分析，官员有政迹，是可以立碑的，作为道德奖励。

真正困难的是，道德纠纷和权利纠纷不时会搅合在一起，这缘于人既是道德主体又是权利主体，个人行为往往既含有道德因素又含有权利因素。加之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为这样的权利获致进行了大量的论证，甚至为之作神圣化的褒赞，使之更显得理直气壮、神彩飞扬。

二者倘能调和衷济，比翼齐飞，则是世界法律之幸事。所部为其立碑颂者，为从坐。